排放污染控制

西方国家通常将地方债的债务率上限设定在100%。

?威德对这场危机的理解非常简单，那就是，本次危机其实就是国际收支失衡与信贷回流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引用高盛投资公司一份不公开的资料，他分析说，全球储蓄过剩导致全球经济走向危机的两个显著特征是：国际经常项目失衡的飞速加剧（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出现的巨额顺差），以及各种债务的名义和实际收益率的全球性下滑。

事实上，当中央政府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平衡其国际收支时，它就迅速并谨慎地采取了应对方案，就是至少通过冲销策略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不管怎么说，这些顺差的确代表对国际收支失衡的一种暂时的重新调整，然而，这些顺差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被消耗殆尽。?更准确地讲，就是因为许多左翼和右翼人士中实际存在的这种共识，为强大的意识形态重建提供了可能。在体系性危机的情况下，这种策略是成功的，其相应的观点在今天主流的发展研究文献里是很少被挑战或质疑的。但是中国即使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的政策，现在可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换言之，认为人民币升值是解决全球收支失衡的一个办法，这种观点回避了中国只是负责商品最终装配的，其生产的这些商品注定要通过由北方跨国公司控制的生产及经销网络，供美国及欧洲进行消费。在提到明斯基时，他说：意识到一个复杂金融体系的弱点是一个好的开端。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方向，市场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可区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类。

市场和政府均可推动形成泡沫经济，也都可能是泡沫经济的出口和解决手段。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但欧洲和转型经济体等国家却出现远为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但上述讨论说明，政府行为同样可以制造泡沫。不管成因分析如何，目前的事实是：世界各国大量拥有美元或者美元资产，拥有对美国的债权，美国则对所有这些国家负债。

随着两房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违约增加，相应的金融机构遭受巨额亏损，次贷危机终于爆发，并演化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在危机情势之中，就算市场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市场监管者甚至也无法等待这一过程的完成，即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被迫迅速地做出决策。

如同拉美国家一样，日本也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同样迄今未能走出阴影。总的来说，我们面对着一个悖论，因而需要把握一个平衡：经济活力需要市场开放，政策目标需要市场控制，或叫市场引导。政府可支配资金的增加固然是好事，但债务迟早要偿还。美国政府对银行业的补贴、长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使得美国房地产泡沫愈演愈烈。

仅仅从公共债务规模无法判断美国或美元是否已经确实形成了巨大的泡沫，或者这个泡沫是否即将破裂。这也是部分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持悲观态度的原因。他们说，如果我们将一个国家看做一个公司，那么国家也有一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如果市场监管者远非独立的第三方，则情形将更为复杂。

但是德国央行拒绝了英国降息的请求。通过数度大规模并购，美国培植出汽车、钢铁、电子、石油、计算机、网络、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大大提高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有问题的是不创造福利、价值和利润的负债。日本金融业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尝试自由化，推动房地产投资者的融资条件进一步宽松，并出现了我们在此后的房地产泡沫中反复看到的商业模式：连续降低利率，滥用杠杆作用，金融机构大面积违规，不动产抵押贷款膨胀，各类企业将大量资金投资房地产业，政府监管形同虚设，土地和税收政策推波助澜，大量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地产不灭的神话为投资者广为接受，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价格飞涨，号称卖掉东京就能买下美国，股市、楼市双双飙升，等等。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泡沫经济的不断演进中，主权债务和国家破产成为新世纪最为抢眼的经济学热词。不过，索罗斯也承认，要准确预测每个阶段的长度和力量是不可能的，尽管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但是，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却批判说，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华盛顿共识没有给出答案，它既不是成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其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他们对所处经济环境的正确认识和错误认识，他们对市场未来的各种不同预期，以及他们由此产生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都将影响经济走势。特别是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更促使人们全面地重新审视国家发展模式、经济体制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郎咸平甚至认为两败俱伤只是痴人呓语。

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将新旧银行业务剥离，通过向金融机构注入资金，使新的银行业务重归正常，引导资金进入有价值的投资领域，特别是私人部门。在泡沫经济的不断演进中，主权债务和国家破产成为新世纪最为抢眼的经济学热词。

奥秘究竟在哪里？奥秘就在于国家毕竟不能简单地看做一个公司，尤其是美国。在本轮金融危机演化的过程中，阿联酋第二大酋长国迪拜宣布其最大国企迪拜世界590亿美元债务延迟偿付，冰岛金融业危机则导致该国国家破产。

这样的结论掩盖了美国国内经济政策，比如目前推动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于美元加速贬值的核心作用，掩盖了美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对于世界各国财富的有目的的掠夺。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此后开始漫长的经济衰退。

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泡沫经济的发展早已经超出了国别经济的范畴，全球泡沫经济使得泡沫经济学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需要更宏大的全球意识和国际眼光。在进行形势判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把握其两面性、多面性、复杂性、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把握一个平衡：经济活力需要市场开放，政策目标需要市场控制。那无异于推翻美国作为世界中央银行地位的世界革命或超级世界大战，美国维护自身全球统治地位的应对也必然是同样极端的。

不断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人们继续寻找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答案。罗伯特•特里芬在考虑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必然性时，将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来看待，因而得出了合乎经济现实的结论。

如果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持续复苏，这种持有美元或者美元资产的需求也可能随之走强。二、泡沫经济的可知性与不可知性在研究泡沫经济的时候，应特别注意其绝对性与相对性、可知性与不可知性以及泡沫经济标志的模糊性与可感知性的对立统一。

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美国仍然存在超级泡沫继续膨胀的可能。此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形势的发展形成了一轮迄今仍在发酵的欧债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但欧洲和转型经济体等震中边缘国家却出现远为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20世纪60年代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通过举借外债发展经济。由于经济长期不景气，英国试图降低利率，以刺激出口，提振本国经济。例如，假定趋势判断者，包括他所从事的研究以及他的研究结论都与研究对象绝缘。

事实上，市场与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但可能都是存在缺陷和局限的，更遑论万能和绝对正确。即使在假定存在的完全开放的市场环境里，特殊市场行为主体实际上都试图去主导、控制，或至少具有这样的冲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提供援助，各债权银行额外提供融资。而如果没有这一肯定的回答，由于量化宽松政策使短期利率几乎为零，那么大量低利率资金投放市场的结果，可能最终并不是流向有价值的投资领域，而是被迫回流美国政府债券。

但是，美国的传统产业已经过于成熟，有效需求不足，而新的革命性变革，以及具备担当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业是否能够及时出现，我们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再加上美元自身的发行方式，使得它与普通国家更加存在着根本的区别。